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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万博体育官网备用网址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万博体育官网备用网址《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了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注:这些铁路外债利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算高,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都不低。万博体育官网备用网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当贷款期限为30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年贷下2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如果那时30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到1981年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银行要亏损10%。

注:这些铁路外债利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算高,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都不低。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IMF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没被武力进攻,而且IMF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IMF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要求韩国必须做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万博体育官网备用网址《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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